原驻日大使程永华：中日关系50年，为何“既近又远”？
我当我国驻日大使是从2010年2月到2019年5月，这9年零3个月，真可以用“波澜起伏、转弯抹角、爬坡过坎、重回正轨”来描述。在我任上，中日两边可谓阅历了“最严峻局势、最困难时期”。
2019年5月，刚即位的德仁天皇及皇后接见会面行将离任的程永华及夫人。
你问能获得打破的关键要素是什么，我觉得应该说有两点吧。一个是两边都认识到中日互为不能搬迁的近邻，另一个是，两边虽然对立抵触许多，但实践协作规划很大，像经济交易，2021年抵达3700多亿美元。
中日联络欠好的时分我回国开会，有人问，程大使你那里怎样样？我说政治上忙着吵架，经济上也遭到一些影响。人家就问影响程度怎样，我说简略来讲还剩余2748亿。对方一听吓了一跳，说你那遭到影响规划还有这么大。
所以说，两边共同利益仍是很大的。做对外作业便是要经过加强两边共同利益的纽带来解决问题，这在交际上也是一个彼此效果的进程。
我觉得，中日联络这50年，从一开端的“既近又远”，开展到“近而又近”，现在又有些“既近又远”的滋味。近既是指地理方位，也是指包含经贸联络在内的各种交集，远一是疫情的间隔，二也是心思间隔，好像有点冷冰冰的感觉。两边听到的好像都是透过麦克风传来的声响，不真切，杂音许多。
要从头打破这种气氛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边民众要多面对面地触摸。广泛展开民间交际，“以民促官”，一直是中日联络一个很大的特征。我一直信任，国之交在民相亲。
新我国第一批公派留日生
我是中日康复邦交那年被选拔进入交际部成为学员的，从那时起到现在整整50年，几乎没有脱离对日外事作业这个范畴。
我从小学三年级开端学日语。1963年，在周恩来和陈毅的领导下，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长春等地设立了八所外国语校园。八校各有偏重，长春外校以日语为主，小学和初中各招了一个班，每个班都有外教。
1972年秋天，咱们升高二了，社会上这个年纪的孩子都上山下乡了。咱们学日语的不知道将来怎样办。
正在这个时分，传来了日本辅弼田中角荣访华的音讯。9月29日，中日宣告邦交正常化。咱们含糊感觉到，或许咱们的日子会有一些什么改变。
10月下旬，校园里来了几个生面孔的教师，忽然宣告下星期一要考试。考的都是平常没学过的，如翻译日本报纸上的音讯稿，说的事底子不知所云，一看考题就发懵，只能凭语法基本功翻译出来。很走运我考上了，就这样成了交际部的出国学员。
咱们是12月1日到交际部签到的，但等了一年才出国，首要是等驻日使馆帮咱们联络大学。由于中日还没有签定教育协议，两边学制没有互认，日本留学生可以直接就读北京言语学院，日本文部省却不同意公立大学接纳我国留学生。后来总算经过日中文明沟通协会联络到私立和光大学。
那时还没有直飞航线，咱们是经香港到日本的，路上就走了3天。到后感觉日本社会现代化程度很高，小车满街跑，还有新干线高铁。那时整个外部国际对我国的了解极端有限，也没有见过我国的年青人，可是整体上日本人对咱们都十分热心。
咱们开端首要是以旁听的方法，与日本学生一同学习，咱们感觉这样的课程设置对咱们不是很适宜。1974年12月，周恩来总理在305医院病房里接见会面了创价学会会长池田高文，还回忆起自己50多年前在樱花怒放时节脱离日本时的情形。池田高文深受感动，表明要为中日友爱极力。他容许当咱们的“身份保证人”，安排创价大学接纳了咱们。
在1975年4月初，咱们作为新我国第一批公派留日生，正式进入坐落东京都八王子市的创价大学。咱们是在樱花飘落时节踏进校园的。在池田高文先生的提议下，咱们在当年秋天种下一株樱花，命名为“周樱”，以留念周恩来总理。那时“周樱”才是一人高的小树苗，现在早已长成大树，成了闻名的“打卡地”。
校园专门为咱们6个人开设了一个“日语别科”，就日本的政治、经济、文明、前史等给咱们“吃小灶”，每天强化，学习效果特别好。咱们住的是跟日本同学混居的“学生寮”，宿舍里总有人在谈天，对强化言语很有协助。
文明抵触仍是有的。中日两国你看人长得都差不多吧，可是衣食住行都有所不同。在食堂里，鸡蛋是生吃的。我斜眼看日本同学怎样吃，也学着把生鸡蛋打到饭里，浇上酱油伴着吃，有的我国同学不吃，都给我，我一顿吃好几个生鸡蛋。
咱们还和日本学生一同下乡去做社会调查，了解乡村的“过疏化”问题。其时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了，乡村人口减少，老龄化严峻。日本在经济开展进程傍边产生的一些问题早于我国，天然也就积累了许多经历和经验，是咱们可以学习的。
日本与我国同属儒教文明圈，也叫汉字文明圈。日本法律规定，学生在校园有必要学会2000多个汉字。我看过孙中山和日本友人宫崎滔天“笔谈”的原件，孙中山不会日语，宫崎滔天不会汉语，但两人写汉字纵论全国，有来有去，谈得很深化。
后来咱们安排中日青少年沟通的时分，假如时刻较长都会安排一个“home stay”环节，即在对方国家的普通老百姓家中住两天。宣告方案的时分不管哪边的学生都会发懵，说我不会汉语或日语，但咱们作为安排者心里有数，径自安排，让招待的人家像幼儿园领小朋友相同将人领走，两天后肯定都藕断丝连。言语不通，写几个汉字就都了解了。
我在学习中特别感兴趣的是了解日本人的思想方法。日本人的思想里有一些对立之处，美国人鲁思·本尼迪克特写的《菊与刀》很有名，她就讲日本人思想的双重性。日本小说以“私小说”为多，便是以日语第一人称“我”为视角的小说，如川端康成等人的著作。这种小说剖析日本人的心思结构、思想方法很细腻。
在创价大学学习到1977年3月，我被安排到我国驻日使馆作业，从此开端了交际生计。
给邓小平当翻译
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，实践上从当年夏天就开端预备了。那段时刻使馆50多人全员发动，我年青，就让我多跑腿。我就三天两头跑日本外务省等当地，首要是和谐日程、礼宾方面的安排。
小平同志其时是国务院副总理，按职务来说应算“外务省来宾”，但日本人都了解邓小平的重量，并且他是访日的第一位新我国国家领导人，日本政府很注重，把他定格为“公宾”，即政府首脑一级。确立为“公宾”，就有走红地毯、放礼炮等一系列礼仪。并且，日本外相园田直说，他要亲身去机场迎候。这与“公宾”的招待标准不合，外务省有人提出异议，但园田直表明他不管什么“格”不“格”的，哪怕作为园田直个人也要去。
小平同志访日期间，我是他身边三个联络员之一。他的专机抵达时，我的岗位是在赤坂国宾馆值守。小平同志车队进来，福田赳夫辅弼在国宾馆掌管欢迎仪式，我所站方位在前院，看到五星红旗升起，听到礼炮轰鸣，感觉整个大地都在颤抖相同，真的是热血沸腾，那种感动是毕生难忘的。
小平同志讲他到日本有三个意图，第一是沟通《中日平和友爱条约批准书》，第二是看望老朋友，第三是“取经”，寻觅“长生不老药”。其时日程里安排了三家日本企业：新日铁、日产轿车和松下。我后来听使馆搭档说，小平同志看后说，知道现代化是怎样回事了。我个人的了解是，他10月这次访日关于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认改革敞开方针应该是有很大的牵动效果的。
我一直在驻日使馆作业到1983年，等于接连在日本待了近10年才调回国，在交际部亚洲司作业。
从1984到1988年，我有不少机会为小平同志担任翻译，那时他每年至少要接见会面日本客人十来次。在他身边作业，我感触十分深。
一般他提早十到十五分钟到福建厅听报告。他能在纷繁杂乱的各种联络傍边一会儿捉住要点，思想的那种高度和宽度真是罕有其匹，并且他谈作业很有预见性。我记住他屡次说，咱们要全神贯注搞经济建设，把自己的作业做好，再过三五十年许多作业就好办了。
胡耀邦1983年访日时约请了3000青年访华。这是在拜访前开过屡次预备会，重复评论、细心测算了国内招待才能后才决议的。3000人分红大大小小多个团分赴各地，十一前夕聚集在天安门，参加新我国树立35周年大阅兵、大众游行和焰火晚会，那个局面是很动听的。
我担任招待的“中日友爱21世纪委员会”团的座位在华表东边，暂时观礼台最前面，紧靠大街。大众游行部队中的学生方阵过来时，那种欢天喜地的气氛就上来了。北大学生拿床布打出“小平您好”的标语时，刚好在咱们前面。我还在发呆时，日本朋友们很快都拍手喝彩起来，气氛特别火热。
其时咱们国家国力还不是很强，展开这么一个大沟通可以说是很有远见、着眼未来的做法，培养了一大批对华友爱骨干力量。许多人成为日本各行各业的精英，一些人还成了政要。我跟其间许多人都保持着联络，几十年之后他们对这次大沟通依然记忆犹新。
1989年，我又调回驻日使馆作业，给时任大使杨振亚做大使秘书。
那时为了打破西方封闭，咱们在各个方向上都在做作业，但整体来说日本这边是最早松动的。这首要靠的是咱们长时刻做对日民间友爱作业打下的根底，这个根底是从周恩来总理开端打下的，所以咱们在日本各界都有一批朋友。这个进程中，我直接参加了一些高层沟通。
我记住是在1990年新年，1月2号，杨振亚大使与日本大藏大臣（适当于财政部长）桥本龙太郎1对1面谈，桥本龙太郎指定我直接与他秘书联络。这样就推进了桥本龙太郎1990年头的访华，那是1989年后西方国家部长初次来访，影响很大。1990年11月，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做出决议，冻结了8100亿日元的第三批对华政府借款。1992年10月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，还完成了明仁天皇和皇后访华。
依照日本宪法规定，天皇是国民的标志，不叫国家元首，不能参加政治，因而日本国内有适当的阻力，一些右翼人士对立天皇访华。完成天皇访华需求做许多详尽的作业，我参加了其间一些作业。
后来我担任驻日大使，每年至少有两三次与天皇直接面对面攀谈。他好几次提到1992年的访华，谈到在北京、上海等地观赏的形象，他对我国文明的了解很深。
驻日大使9年
我是2010年2月开端担任我国驻日大使的。正好是从那年起，我国GDP超过了日本。
2011年日本“311大地震”后，程永华为使馆赴前哨救灾作业组送别。图/受访者供给
日本从1968年开端便是国际老二，一会儿被我国超了，一些人从内心中感到难以承受，用咱们官方的话讲便是“没有调整好对华认知”。当然这个认知也是彼此的，咱们对日本也有一个调整认知的问题。在这样的大布景下，钓鱼岛和参拜靖国神社事情再次激烈地显现出来，咱们当然要进行反制。
2013年日本辅弼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，我其时就去日本外务省反对。对方辩解，我辩驳，如此七八个回合。
对方说，日本人的文明观和我国有所不同。我说，你讲日本文明，我也略知一二，你下边想说的我也知道，可是用你们日本人的话说，你们福岛县的女儿肯定不会嫁到山口县当媳妇。
这个典故现在日本的年青人或许都听不懂，这就得学习日本前史了。日本明治维新时，关西“萨长联盟”从西往东攻击幕府军，“萨”是萨摩藩，便是现在的鹿儿岛；“长”是长州藩，便是现在的山口县。幕府最终的堡垒会津藩（今福岛县）被攻破，一批叫“白虎队”的童子军在山上剖腹自杀。这个故事在日本是很被传扬的。之后福岛县和山口县就结了仇。山口县还有一个涵义，指安倍晋三是山口县身世。
对方想说的是日本是樱花文明，樱花一吹就落了，人死了就翻篇了，哪怕是战犯，现已遭到惩罚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而我则是说，前史是不容否定的，并且要成为咱们往后“以史为鉴”的经验，这是不能被忘掉的。
此事产生的十年之前，我在日本作业时注意到一条报导。日本每年都举办当地知事会（日本都道府县行政区长官称为知事，源自我国古代的官称，如“知县”即“知某县事”），在这次大会上，福岛县知事和山口县知事握手了，这在日本竟然成了新闻。因而交涉傍边，我脑中一下冒出这个典故。
我说了这句话后，对方深思半响也接不住，最终说，你要说的话我也充沛了解了，也听取了，咱们今日先这么着。
我跟他们沟通都不必翻译，直接用日语，一轮一轮地交涉。针对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心思，用他们的前史文明典故去反击，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，这是十分有用的。
钓鱼岛两次大的抵触（2010年我国渔船与日本巡查船相撞事情和2012年日本购岛事情）和这次参拜靖国神社事情后，中日联络跌入了冰点。
我总结，我担任驻日大使的9年多，前2/3时刻归于困难时期，后1/3推进重回正轨。2014年，两边达到“树立危机管控机制”“逐步重启政治、交际和安全对话”等四点准则一致，有了一个尽力方向，但实践上仍是很难爬出来，这便是“爬坡过坎”。真实有所改进，是从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和安倍晋三辅弼在杭州G20峰会上的接见会面开端的。到2018年，两国领导人时隔多年成功完成互访，两国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明各方面的沟通显着深化，中日联络真实“重回正轨”。
我细心剖析过日本人对我国的“国民爱情”民调数据。相对最欠好的大概是五六十岁的人，相对最好的在18岁到29岁。再往上，七八十岁及以上的人对我国的爱情又不相同，许多有对侵华的负罪感。
而五六十岁这批人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加布景下成长起来的，许多人有一种心态，日语叫做“过信”。实践上，这也是这些年中日对立的深层原因之一。
年青一代则没有什么包袱。日本一些企业家告诉我，他们在深圳等地亲眼看到了我国立异创业那种劲头。一沟通，我国的老板全都是三四十岁或四五十岁，而日本方面的差不多都是七八十岁。日本年青人对我国这种生气勃勃的开展势头形象深入。
我觉得人在年青的时分，没有太多固有成见（日语叫“先入观”），所以做青年作业大有可为，这是着眼未来的作业。
2014年中日联络还很严峻的时分，咱们使馆就尝试着开端一点一点安排日本大学生访华。每年约请六七百日本大学生，有时是30人团，有时是50人团，有时是100人团。后来我想，已然可以涣散，那能不能把它合起来？其时我脑子里那种图景便是1984年的3000人大沟通。我回国时跟领导报告了我的主意，跟北大党委书记郝平也做了沟通，他们都很支撑。
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，咱们举办了“中日大学生千人沟通大会”。2018年又办了一届。咱们大使馆担任从日本安排青年，在国内由中日友爱协会、我国教育国际沟通协会等几家分头招待。
其间一天会集在北大活动。上午北大全敞开，自在观赏沟通，想干啥干啥，到讲堂去也行，去实验室也行，打太极拳也行，练书法也行。正午去学生食堂吃饭，下午在北大百年讲堂开大会。两次都是安排500日本青年，加上我国学生、翻译和志愿者，总共1200人。
头一年是刘延东副总理到现场说话，第二年是李克强总理视频说话，教育部长陈宝生现场说话。刘延东副总理当年是3000日本青年访华活动副总指挥，她在现场很激动，事前预备的稿子讲着讲着就放到一边，现场即兴发挥，召唤两国青年要着眼未来，彼此友爱。
其时也是有一些忧虑的。一搞民调，80%多的日本人不喜欢我国，相同多的我国人不喜欢日本，都是相似这样的成果。这么多风华正茂的年青人聚在一同，会不会频生冲突乃至大打出手？但最终成果十分好。可见只需面对面沟通，有一些隔膜是可以消除的。
提到交际才智，我办公室里边挂了一幅字。那幅字不是我挂的，应该是我的上一任挂上去的。四个大字在四个角上，写的是“运筹帷幄”，中心的小字写着：“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三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为上，破伍次之。是故攻无不克，非善之善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”
我当了9年多大使，那幅字一直挂在我的办公室，我常常要看一看，体会一下里边的意思。说实话，交际官便是用咱们的才智去坚决保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开展利益。中心也要求咱们用对方能听懂的言语、能承受的方法去讲好我国故事，交际实践上便是这么一个斗智斗勇的进程。
这两年，中日联络既近又远，面对的杂乱要素增多，杂音增多，负面声响增多。
依照中方统计数据，2021年中日两边交易额达3714亿美元；日方统计数据纷歧，最少的也有3500多亿，最多的3900多亿。我注意到其间一个明显改变是，80年代对华交易只占日本外贸的百分之六七，上一年上升到22.9%；80年代对日交易占到我国外贸的30%左右，上一年下降到6.1%。
小泉时期日本出台“我国加一”方针（China plus one），说是不能把鸡蛋都放在我国一个篮子里，要涣散危险，安倍上台后持续履行这个方针。但日本企业家有自己的解读，他们告诉我，首要得有China才有这个one。
2019年两边来往人员达双向1200多万，我国去日本的900多万，日本到我国的不到300万。曾经咱们都以为我国人去日本便是购物，其完成在更多是去体会日本文明，到山里很安静的当地去做做陶器什么的。这些都是深入的改变。
现在你上网去看，好像很少看到说对方好话的。实践上，“缄默沉静的大多数”是不发声的。最重要的，仍是要加强面对面沟通。经过网络放大器传来的声响，跟面对面倾听到的声响，是彻底不同的。
我很期望，疫情之后，两边可以赶快康复面对面沟通对话，逐步消除隔膜，推进中日联络改进和开展。
口述/程永华
收拾/本刊记者 黄卫 鲍安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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